管曦在黎巴嫩的住处位于基督教区,高楼簇新街道整洁,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然而拍摄地则大概是黎巴嫩最危险的区域,勘景时遭遇的死胡同,三面都被轰炸过的楼板所围,断壁残垣上布满弹孔,每一块人行道砖格都沾满了泥灰,那是被捻灭的烟头或枪膛里火药黏糊不散的阴魂。两个区域散发着同样的味道——钱味儿,只不过一个是崭新的连号纸币;后一个是被很多人手摸过的,冒着腐朽和那种雨天没有晾干的旧床单的潮气。
“战争进行到最后,没有一方能自称是真正正义的,血战到底,无非是两败俱伤的收场。”拍摄间隙,管曦与当地的军人交流过,“他们的仇恨不难理解,恨家园损毁,恨亲友离世,但他们每个人手上少说也欠了几十条人命债,恨也不能理直气壮。仇恨累计到最后,不过是一个正义的幌子,谁还记得初衷。”
但这趟黎巴嫩之行,管曦也并非全无收获,“我们拍摄的是黎波里一条名叫SYRIAN STREET的大街,两边的街区被不同势力占据,一直在交火。但片场搭建好以后似乎就变成了一个和平的小空间,原本敌对的两方都聚拢在我身边,看我拍电影,伸出手臂让我写他们的中文名字。这是一个既开心又酸涩的过程,他们一直身处战火中,从无渠道和精力去了解外面的世界还有什么,而我的镜头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和平的门,尽管很短暂,但至少在摄像机运转的时候,他们是和平的。”
黎巴嫩的片段大约是管曦最接近政治的一次,但她从无意将这些当成包装噱头,她既没有极端的政治观点,也没有反对一切的愤世嫉俗。管曦冷静的生活态度一半是天生,一半来自境遇的磨砺。她崇尚自由、正义、理性这些“普世价值”,却又不追求任何一个阶层的利益,仅仅因为出于美的考虑,看不下去那些丑陋,发出一声叹息罢了。她希望让自己的作品生动起来,对她来说,镜头就是灵魂与这个世界的边界,薄薄的一片玻璃是她的伪装,也是她的真心。
她需要用作品与世界交流,拍点什么,做点什么,甚至改变点什么。
电影是否可以改变世界?答案是,也许吧。好莱坞一个至今依然热度不减的段子就是克拉克·盖博在《一夜风流》里解开他的衬衫纽扣,露出了一个赤裸的胸膛。而电影上映的那一年,美国的内衣销量下降了75%。
这个逸闻的真实性已无从考证,但它所营造的图景和希冀把电影发展成为一门社会工程学的志向,在这两年得到了更多的回应,电影不仅可以改变内衣销量,还可以改变战争,饥饿,全球变暖,垃圾邮件,血钻等问题。即使技术纯熟的商业片淹没了艺术电影,即使人们忘记了造一座凯旋门或自由女神像不是为了让他们静立在那里,而是为了动起来,咄咄逼人去。即使人们撤回敏锐的目光,不再细致地斟酌和赞赏,也总还有人坚持着老派的信仰,说着陈腐的格言,信奉旧式的神灵。即使窗外那个高喊着娱乐至死的声音越发响亮,回响在房间里的伯格曼依然不会寂灭无声。
电影是导演透过镜头凝视这世间的艺术,管曦一直这样坚信着。